董陽孜在風化奇木結構中尋找、發現「誠」字的過程是她「無為」之下的「有為」創作。「誠」字作為她追尋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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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個「形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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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者在於它「真而不偽」的內涵。董陽孜不願被歸為「書法家」。她的藝術來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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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對文字結構與意涵的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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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已跨越書寫文字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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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尋求文字呈現形式的創新突破。她的「誠」字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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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視為文字的當代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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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種非傳統的，三維空間式的元素結構關係，反思文字原有的規則，甚至反思現代藝術中的雕塑本身。書法的新空間文字的傳統呈現，不論是在紙絹、金石或摩崖，皆是平面性的書寫。或許稍有不同，在各種書寫過程中，容有一些前後、上下、左右的考慮，基本上沒有繪畫或雕塑所需面對的三維空間問題，甚至，連字的結構本身也是平面的。因此，當書家嘗試在書寫上追求美感的表現時，不論是經由使筆的運動，或者是結組的變化呼應，皆不離此二維性。這可說是文字書寫的本性。不僅漢字書寫如此，其他文字如英文之拼音文字者亦皆然。但是，文字的呈現就永遠要受到這個二維平面的約束嗎？大多數的書法家可能認為這個問題毫無意義。離開書寫，書法何以存在？不過，對喜於挑戰傳統的現代藝術工作者而言，那卻是個吸引人的議題。董陽孜也對這個「非書法」的文字呈現問題感到高度的興趣。是的，第一步其實不難想像，放棄「書寫」所定義的一切行為即可。然而，接下去如何將概念落實才是挑戰所在。如果要突破文字呈現的平面制約，最富立體性表現的雕塑形式應該是個可以取法的方向。但是，真的能夠將文字「雕塑化」嗎？早在一九七○年，美國的普普藝術家羅伯．印地安那（Robert Indiana）就開始實驗這種「文字雕塑」。他的Love Sculpture原型只是郵票上的平面設計，將Ｌ、Ｏ、Ｖ、Ｅ四個字母作方形排列；後來的雕塑版則將無體積的字母轉成塊狀，而成可以站立的雕塑，出現在全世界許多城市的公共空間之中。台北一○一大樓前也有一座，可見其大受歡迎的程度。若要論這件作品的巧思所在，觀眾總要被那傾斜欲倒的Ｏ形字母所吸引，不過，其整體結構的原則還是在於對原來水平橫線排列的破壞，將單線變成一大量體的方塊。可是，如就文字呈現之「雕塑化」目標而言，印地安那之作似乎仍讓人覺得意猶未盡，這可能是英文字母本身性格所限。「誠」的立體詮釋英文是拼音文字，每一個字由若干字母組合而成。除了遵守一個固定的拼組方向外，它的字母本身大致都是不可再行分解的固定單元，而且數量也不多，只有二十六個，書寫的形象相對穩定，不刻意追求變化。印地安那文字雕塑的四個字母基本上都是標準化的書寫，即使作了重排，還是維持著它們的平面性，只能由正面的角度「讀」之。然而，被稱為方塊字的漢字則複雜的多。它由兩百七、八十個偏旁部首中的幾個基本元素組合而成，每一元素又可分解成點、橫、撇、捺等筆劃，其結組也不受限於線性的單向，而是在方塊中作多種方向的布置堆疊。這個漢字結構的性格，如果不再拘泥於書寫時筆順的要求，便產生一種組合的高度自由可能性，甚至容許進行三維空間維空間式的重組。董陽孜的「誠」字構成就是看到了這個可能性，將「誠」字的各單元分解、再分解，又進而重新組合成一個可由不同角度觀看的立體「雕塑」。被雕塑化的「誠」字構成，處處透露出作者「去書寫」、「去平面」的用心。董陽孜沒有採用西方普普藝術家文字雕塑的人造方塊單元，而是從最根本的筆劃開始改變，用四處尋來的風化奇木段落，將二維空間的線條游動，化成或懸浮於空中，或墜落至地上的塊體，有的獨立，也有的直接取用了古木的盤根錯節，筆劃之間的關係因此亦得以自由地從前後、左右加以重構。「誠」字的筆劃重構最複雜的部分出現在右半邊的「成」。那個部分的立體構成當然不似書寫的一目瞭然，但在古木交錯之間，卻意在呼應如草體書寫時的動態，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經過交錯而自然呈現的大大小小，不規則形狀的空間成為原本字體結構中空白的立體性詮釋，一切似非人力所成。傳統書法之論著中常以「屋漏痕」指稱一種近乎自然的筆墨境界，董陽孜在此以奇木為線條，似乎亦可作此想像。化腐朽為神奇風化奇木之運用，首要者在於彰顯其自然之性，最忌人力的妄加斧鑿。董陽孜之「誠」字構成，從這個角度來說，實與現代定義中的「雕塑」有別，反而與中國古典美學傳統中講究從自然中萃取藝術之理的信念有相通之處。畫家相信一堵朽壞土牆的斑駁高低平面中，正隱藏著一幅真正的山水畫，有識者只要知道如何攫取，便可得山水之奧妙。書法上「屋漏痕」之說，也不僅是比喻而已。它正如書者觀察古木上的蟲蝕痕跡，從「偶然成文」之中，感悟筆墨的藝術境界。在這個傳統裡，藝術始終來自天地造化。倉頡所造之字，不也來自於仰觀天象，俯察鳥獸之跡嗎？在此，藝術家最好的策略就是「無為」，讓「自然」自己成為「藝術」，藝術家的任務只在「從自然中發現藝術」而已。這個古典理念最能說明董陽孜以風化奇木構成「誠」字雕塑的創作行為。不論是瘤塊，或是枝條、樹根，都保留著原樣，未加刻意修飾，然而，在此「無為」底下實際卻隱藏著她的「發現之眼」。只有透過這個「眼」，她才能在一堆堆、一段段歷經歲月淬煉的自然木體結構中，重新「發現」費了多年尋找的「誠」字形象。如此的過程，正好是倉頡造字傳說的逆反。倉頡從自然觀象之中創造、開始了文字藝術，董陽孜此舉則從文字又回到了自然。激發創作共鳴換一個角度說，董陽孜在風化奇木結構中尋找、發現「誠」字的過程是她「無為」之下的「有為」創作。「誠」字作為她追尋的對象，不只是個「形體」而已，更要者在於它「真而不偽」的內涵。這本是人類文明之中普受尊崇的價值，偏偏在現代社會裡的人卻最擅長使用各種手段來蒙蔽這個價值。「誠」的「言」字偏旁尤其提醒人們言詞與行為，內心與外表相互矛盾的謬誤，隨時都在你我身邊發生。「誠」不能只是宣傳用的抽象教條，它因此也更需要一個能落實其價值意涵的實體。董陽孜訴諸文字的藝術創作，向來重於尋求觀眾的共鳴；她在這件「誠」字雕塑中選擇風化古木作為素材，應該也是以其樸質無華、自然而無造作的本質作為激發共鳴的觸媒吧？正如印地安那的Love Sculpture以各式版本出現在許多城市的公共空間中，董陽孜的「誠」字雕塑也開始了一段不停移動的旅程。它首先出現在高鐵車站，後來又到了捷運站、政府辦公大樓以及不同風土的城鎮，向不同的空間與觀眾傳達「誠」的訊息。其中在台北一○一大樓與台南孔廟的那兩個展示，最令人感受深刻。「誠」字在那各自代表著商業與文化極致表現的空間中，應該會引發迥異的共鳴吧？觀眾的反應也會是因人而異嗎？而當觀眾之中有人高喊支持時，我們也學會反思：他是真心誠意的嗎？不論如何，董陽孜的「誠」字雕塑雖然已經作成，但其移動的旅程則仍未結束。它的移動本身其實也是「誠」之呈現「完成」其意義不可少的部分。從董陽孜的創作初衷來想的話，或許，我們該讓「誠」字雕塑繼續不斷地移動下去。（本文為天下文化新書《誠──董陽孜移動中的雕塑》的導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