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葉里溫的公寓和斯帝潘那凡（Stepanavan）附近的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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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琪和父母親及祖母匆促登上來自雅典的班機；最後一班從希臘飛來的免費班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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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們最後一次離開前景渺茫、未來沒有希望的亞美尼亞的契機。留在老家的幾乎是所有的家當。家具、書籍自不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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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妮琪的鋼琴、玩具、樂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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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的童年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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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全部留在葉里溫的家裡了。妮琪的父親是機械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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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讀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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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蘇聯時期工人有固定的薪資和地位，這裡有他的朋友，亞美尼亞人、希臘後裔「旁提克人」（Pontiques）、俄羅斯人，這是他的家，他不想離開。男人總認為時局撐一撐就過了，不必大驚小怪。想離開的是妮琪的母親，她受過高等教育，是中學生物教師，想的比較遠；繼續留在少數族裔教育和福利都被刪減，工作權也受限制的亞美尼亞，孩子的未來怎麼辦？那是1992年，妮琪十二歲，他哥哥十四歲。除了衣物、證件，他們所帶走最重也最重要的，是家族的相簿。家族合照，是巴爾幹和高加索人至為重要的紀念物，不論哪個族裔，只要進去他們的客廳，都會看見掛在牆上的親人（甚至是旁系遠親的）照片，以及架上一本本包著絨布的精裝相簿。臨走的時候，老祖母葉卡特琳妮（Ekaterini，稱為「祖母」，她其實是妮琪的外婆）買了一把大鎖，鎖上斯帝潘那凡老家的大門，面對大山與峽谷的高原老屋建於1960年代，是這座山村最大的一棟，也是第一棟鋪設石棉瓦屋頂的房子。2011年四月，當我按妮琪的指示在山路盡頭找到這座漂亮、他們離開後就再也沒有回去過的紅磚老屋時，生滿鐵鏽的大鎖仍緊緊鎖著通往露台的大門。妮琪母親的家族在斯帝潘那凡曾是頗有頭臉的人物：她的外祖父亞歷山德烈（1984年過世）是會計師，叔祖父則是當地的小學校長。回到希臘以後，妮琪一家人很快就被分配到通往土耳其的邊界城市亞歷山卓波利斯（Alexandroupoli），父親仍是工人，母親的蘇聯文憑不被認可，便只能擔任按時計價的清潔工。希臘政府承諾的願景沒有兌現，返鄉的旁提克人只是加強邊防，補充邊境人口的棋子而已。直到今天，亞歷山卓波利斯仍聚居著希臘最大的旁提克族裔，他們吃自己的食物，用自己的方言、甚至俄語交談。他們被當地的希臘人視為另一個族群。如果以十二歲做為一條界限，之前的妮琪是亞美尼亞的希臘人，之後的她是希臘的亞美尼亞人。若童年經驗會影響一個人的一生，她其實更像一個在蘇聯生長的女孩，把莫斯科當成最重要的文化中心，以致她在離開亞美尼亞的十五年後，回去著名的Gitis（設在莫斯科的俄羅斯戲劇藝術大學）攻讀歌劇導演的文憑。留在亞美尼亞，他們的生活會比較好嗎？這點誰也無法預測。不過，從最基本的，也就是每人平均年收入3000多美元的數字來看，就算他們留在亞美尼亞，能分到的資源應該也相當有限。無解的現狀不是一兩個個體的案例，而是整個旁提克族群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