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以正專欄-一位新聞從業人員的告白

     台灣俗稱的「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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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有兩字可適用。真正跑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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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要交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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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叫做reporter。其餘各類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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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這樣每周寫一篇專欄的,

抗老

,統稱為journalist。此字在中文並無統一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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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這兩種稱呼也常混淆不清。我一生中,

湧清泉

,外交是為國家民族在工作,

肌膚斑點

,心血則投注在新聞,兩者並行不悖,沒有孰輕孰重之分。
     我有六十六年當記者的資歷。民國卅五年,對日抗戰獲勝已過了一年,卻因學校復員工作不具優先性,我還在重慶南溫泉的中央政治學校(今日國立政治大學前身)讀外交系三年級。試想一所有兩千餘學生、六百餘教職員的大學,從重慶遷回南京,有多少麻煩?教育長程天放索性發給每人旅費,讓個人自行設法「還都」。我和幾位同學搭大卡車,從重慶經成都、西安才回到上海與家人團聚。
     到那年十月,我才到南京紅紙廊政校報到,過最後一年的大學生活。四年級的學生沒人管,上課也不點名,因此許多同學在外兼差,賺點零用錢。同班好友吳道生當時在《大剛報》當編譯,介紹我進報社當實習記者,從此與新聞這個行業結下了不解緣。
     《大剛報》是政校第一期校友毛健吾民國廿六年時,在湖南衡陽創辦的。出刊第一天,恰逢國軍撤守武漢,一炮而紅。勝利後在衡陽、漢口和南京同時出版。而張季鸞的《大公報》也有重慶、天津和上海三個版。政府為獎勵民營報業,准許這兩家各結匯十八萬美元。《大公報》規規矩矩地拿這筆錢去買捲筒印報機,而《大剛報》則先拿它進口一批商品,準備賣掉後再買機器。這就是「正派辦報」與拿辦報當作買賣的不同。
     我當實習記者時,循規蹈矩,從不敢偷懶造假,或抄別人跑來的消息。最先從夫子廟開始,跑社會新聞。慢慢升到跑文教新聞。再升一步,負責不重要的部會如農林部、水利委員會之類。幸虧因為懂英文的關係,半年後脫離苦海,奉命改跑外交。
     時來運轉,逐漸升到跑立法院。我曾親眼看見時任行政院長的宋子文,初次到立院備詢,被周一志委員連譏帶諷,挖苦得幾乎發心臟病,由兩名隨從攙扶著,腳步踉蹌地離開議場的景象,當年大家都搖頭嘆息。相較之下,今日從行政院長以下,各部會首長到國會備詢時,受盡立委們的冷嘲熱諷。拿這點做比較,台灣確實改變得異常民主了。
     中華民國進步的另一衡量,是新聞自由。第二年,馬歇爾將軍(Gen. George C. Marshall)奉杜魯門總統(Harry S. Truman)之命來華,企圖調停國共無休無止打打停停的內戰。我與《大剛報》另一位記者陸平,共同負責採訪和談。多年後才知道陸平是共產黨潛伏黨員。大陸變色後,北京大學校長也叫陸平,至今我還不知道這兩位是否同一個人。
     當時最高層次的談判,由雷震、周恩來與馬歇爾三人分別代表國民黨、共產黨與美國三方,每天閉門討價還價。雷震字儆寰,以守口如瓶著稱,在他嘴裏挖不出半點新聞。大陸變色後,他來台灣,創辦《自由中國》雜誌,與他代表國民黨和中共談判的經驗,恐怕不無關係。
     所謂和談,不止國共雙方,還有許多「民主黨派」都來軋一腳,如青年黨的李璜、左舜生;民社黨的蔣勻田、夏濤聲;民主同盟的張瀾、史良、黃炎培等人。今日即使專跑政治新聞的記者,對這些當年高談闊論,不知天高地厚的「民主政客」,肯定毫無印象。但共產黨駐南京辦事處的周恩來、梅益、陳家康等人,確實與眾不同,使我難以忘懷。
     馬歇爾壓根兒不接受採訪。因此不僅是我,各報採訪和談的記者們,每晚交稿後,總坐採訪組專用的吉普車,到梅園新村中共駐京辦事處,以聊天為名,實際想挖點獨家消息。我的經驗是跑新聞必須有耐心,但也要看對方願不願意把獨占性的消息,只漏給你而不給旁人。
     話說大陸淪陷之前,我早已到台灣,逃過了坐最後一班「太平輪」的命運。既以從事新聞做為終生志業,但苦於阮囊羞澀,恰好韓戰爆發,去當了兩年多盟軍翻譯官,才存夠去美進修一年的費用。感謝剛與我成婚的葉小珍女士全心全力支持,由她挑起養家活口的重擔,使我能進入享譽世界的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研究所,花九個月取得碩士學位。
     拿到文憑後,我立即回台與家人團聚。政校六期的曹聖芬學長恰巧從密蘇里大學新聞研究所學成歸國。在政大創辦新聞系的馬星野老師就是密蘇里畢業的,所以該校在中華民國聲名遠播。曹聖芬原是蔣公中文祕書,回國後接任《中華日報》北部版社長。
     我原已回到油印的《英文中國日報》(China News)工作,經不起曹先生一再苦勸,只好上午去China News工作,晚間則到《中華日報》北部版,以副總編輯名義兼採訪主任,起早睡晚,相當辛勤。當時《中華日報》南部版獨霸台南。北部版因須與《聯合報》競爭,頗為辛苦。我的競爭對手是馬克任兄,兩人不打不相識。多年後克任兄奉王惕吾之命,來美籌辦《世界日報》,我曾聊盡棉薄,幫了些小忙。他去年十一月在美以九十高齡去世,在報上讀到消息,不免黯然。
     轉眼又逢新年,顧前思後,我在民國十三年出生,實際雖僅八十八歲四個月,照中國人習慣,明天也算九十歲了。兩個月前,我就告知《中國時報》總主筆說,承倪前總主筆炎元好意,讓我每周一寫篇「陸以正專欄」,一年五十二篇,至今年底已連續十五年,總數當在八百篇左右,從沒脫過期,如今年滿九旬,到了應該讓賢的時候了,費了一番口舌,好不容易獲得總主筆同意。
     寫這最後一篇專欄,除追思此生真正的愛好,是新聞而非外交,也藉以向本欄讀者諸君告別。今後如有什麼事物,使我實在看不下去的話,我仍可能寫篇短短幾百字的小品,投給各大報,以消胸中塊壘。但每周長達一千五百字的專欄,必須參閱幾十份有關文件與國內外報刊評論,耗費時間與精神太多。趁此最後機會,寫這篇「封筆」啟事,做為我向國內外萬千讀者的新年賀卡,感謝大家過去的鼓勵與支持,除多謝之外,還是只能說: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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