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生活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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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書求書抄書讀書校書補書曬書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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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士人風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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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與琴棋書畫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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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有一種悠閒。中國私家藏書淵遠流長。宋朝時便常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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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清兩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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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高峰。民國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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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趨衰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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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國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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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傳統幾乎消失無蹤了。明清私家藏書所以此普遍，固然與時代較近，文獻史料保存相對完整，梳理彙整容易有關。但也與當時人口穩定成長，造成科舉制度「僧多粥少」困境，仕紳階級、官僚地主為求家族衍殖而逐漸形成的「科舉策略」，以及當時熱絡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文人理想生活模式公元一三六八年，明代開國以後，除了「靖難之變」期間，發生過短暫南北內戰之外，大體而言，四海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樂業，人口穩定成長。明朝初年為數僅三到六萬名的生員（即秀才，有資格參加國家任官資格考試，可以繼續往舉人、進士一路考上去的），到了十六世紀時，已經驟增為三十餘萬人，明末時更高達五十萬名。反觀之，科舉名額增加卻極其有限，這一結構變化，遂使得鄉試（考舉人）的錄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四百分之一。換句話說，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終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層樓了。因為這一嚴峻的事實，鄉紳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舉應考階層，遂琢磨發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錢的家族，往往循「納貢」或「例監」之途，也就是花錢買功名，讓子弟獲得「監生」（太學生）資格，以便直接參加鄉試，閃避競爭激烈的生員行列；另一辦法，則是家族子弟內部競爭，如果不是資質特別穎悟的，經過幾年考試落榜之後，往往被要求改行經商，以其經商所得，庇護栽培秀異的晚輩。所謂「非父兄先營事業於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指的就是這一種社會階層流通狀況：原本「士農工商」森嚴分明的中國社會，明代中葉以後，「士商」界線漸漸模糊，形成了所謂的「儒賈」（學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來，「耕讀傳家」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這一改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過就是社會力的變遷轉移。然而不然，「儒賈」登上歷史舞台之後，由於其教育背景，不但為商品經濟注入一股新活力，各種經營手法，推陳出新，因而有所謂「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更由於其文化素養，關懷所在，一旦經商致富，有錢又有閒了，很快便引領風騷，創造出了各種生活美學。舉凡今日我們所見的傳統風雅之事，從飲饌、品茶、花藝、盆栽、園林、戲曲、養生、旅遊、小說、文人畫、清供玩賞……等等，無一不是在這一時期，蓬勃發展起來，最後形成一種「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樣來。整體論述則可從萬曆文士文震亨《長物志》、高濂《遵生八箋》，清初李漁《閒情偶寄》等書窺見端倪。美國著名歷史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曾接受記者訪問：最想生活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與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關。藏書文化場域的形成「賈而好儒」、「士商異術而同志」可以說是明清階層流動的最大特色。這一特色的最好體現，則是「藏書」這一件事。中國雕版印刷，目前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到了宋朝，便很發達了，宋版書「紙好如玉，字大如錢，墨光似漆」，這是對中國古書稍有涉獵的人都知道的。這一門手工技藝愈見普及，更加商品化，則是到了明代，尤其晚明之後的事。如前所述，五十萬生員基本消費人口，加上官僚、仕紳，其所需要的圖書及筆墨紙硯等等文具，早已足以形成一流通市場，再經新興商人階級的提倡深化（其中又以徽州商人貢獻最大），十六、十七世紀之時，中國南方逐漸形成了一個藏書文化場域。此一場域，大致沿著大運河與長江這一十字軸線，書坊、雕版印刷作坊、私塾、官學、私家藏書樓星點散布。來回穿梭其間，形成網路的，則是「書船」：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篇帙。舊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祕冊鏤刻流傳。於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於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號為「書客」。二十年來，間有奇僻之書，收藏之家往往資其搜訪。今則舊本日稀，書目所列，但有傳奇、演義、制舉、時文而已。這是晚清藏書家繆荃孫《雲自在龕隨筆》所記載，大致即晚明以來，這一場域基層書籍流通概況，「書客」們搭乘「書船」，沿著水路，四處販賣「祕冊」（色情書刊），同時也接受收藏家請託，查訪蒐羅各種「奇僻之書」。有供給有需要，市場宛然。市場之中，有小額買賣，也有大筆生意。晚明筆記小說《五雜俎》便記載了大藏書家胡應麟（字元瑞）聚書手段：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參政家者。虞藏書數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以小木為橋，夜則去之，標其名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守，元瑞噉以重金，紿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既失所望，又急於得金，反託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所得不及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這一段話裡，我們看到了書籍買賣的商業策略，也看到了書籍聚散流通過程。有聚有散，流水不腐。明清兩代，因為商品經濟相對發達，江南藏書樓此起彼落，文人商賈，世家大族多以「藏書」為身分標榜，甚至視為積功德，有福報之事。所謂「無事此靜坐，有福方讀書」、「處世勞塵事，傳家寶舊書」、「購求書籍是最難事，亦最美事、最事、最樂事」在在說明了由於市場流通所帶來的傳播效益，社會階層對於「書籍」這一知識載體的普遍關懷與敬意。這一關懷與敬意的深化，讓傳統「目錄學」與「校勘學」，獲得長足進展，成為乾嘉考據學的堅實基礎。同時也影響了明清生活美學，愛書求書抄書讀書校書補書曬書刻書，成了士人風雅之事，得與琴棋書畫並列，其中自有一種悠閒，或說「自塵世中短暫逃離」的賞玩清趣；一種使命，或說「與古人相晤面」的心印傳承。關於這一點，一五九三年，在吳縣當縣令的袁宏道寫給他舅舅的一封信裡，曾經提到了人生的五種「真樂」，其中之一即是：篋中藏萬卷書，書皆珍異。宅畔置一館，館中約真正同心友十餘人，人中立一識見極高，如司馬遷、羅貫中、關漢卿者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書，遠無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而這，當也就是當時「文人理想生活模式」部分內容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