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解讀去年屌絲一詞風靡大陸網路，
KTV
，中國藝術研究院電影電視藝術研究所張慧瑜撰文分析大陸影劇界的屌絲文化。
去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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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屌絲一詞從網路中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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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人人津津樂道並樂於自嘲的「自稱」。在隨之熱映的影視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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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有陽光下心靈雞湯式的奮鬥、勵志和成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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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黑夜裡血雨腥風的逆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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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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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宮·甄嬛傳》取代了《杜拉拉升職記》成為屌絲們的晉級寶典。這種白領麗人杜拉拉變身為後宮佳麗甄嬛的「穿越術」不僅拉開了2012年社會文化變遷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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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預言了本年度大眾文化的基本劇目。
從江湖到後宮 從自由到腹黑
2011年底、2012年初上映了徐克拍攝的首部3D武俠片《龍門飛甲》，這部影片把經典的「龍門客棧」故事與好萊塢式的尋寶探險故事嫁接在一起，有趣的是影片結尾處改變了經典武俠片的敘述慣例。風裡刀和韃靼公主沒有像通常的俠客那樣在夕陽西下時退出江湖，反而從江湖中大膽地「走向」了後宮，在這個意義上，電視劇《後宮·甄嬛傳》可以作為《龍門飛甲》的續集。這種從江湖世界向後宮或宮廷世界的空間置換，也是新世紀以來古裝武俠大片的基本主題。
如果說10年前李安的《臥虎藏龍》還在通過玉嬌龍講述逃離朝廷/廟堂/封建大家庭奔向江湖/武俠世界的故事，那麼隨後張藝謀的《英雄》已經在講述江湖俠客/刺客如何通過自我閹割的方式「主動」向秦王由衷臣服的故事。由此，古裝武俠大片中的江湖就消失不見了，出現的是如《無極》、《夜宴》、《滿城盡帶黃金甲》式的宮廷內鬥的故事。如果聯繫到2012年熱播的《後宮·甄嬛傳》，可以說前朝的宮斗戲被進一步置換為後宮妃子之間的腹黑故事。
「甄嬛」的啟示正在於讓自由競爭、自我實現的職場徹底腹黑化，2012年熱播青春劇《北京愛情故事》、《浮沉》就是例證。
《北京愛情故事》的主創來自於2007年轟動一時的軍事勵志劇《士兵突擊》。如果說在彼時許三多式的「又傻又天真」的農村娃可以在相對公平的升級比賽中一步步成長為兵中之王特種兵，那麼此時農家子弟石小猛大學畢業之後面對現代都市，卻「清醒地」知道無論自己如何努力、奮鬥都不可能與同窗好友「高富帥」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甚至連入場的機會都沒有。
《浮沉》中的滬漂喬莉下決心做一名如杜拉拉式的菜鳥銷售，可是，她很快發現這種曾經被作為公平競爭、個人奮鬥的白領職場規畫，充滿了明爭暗鬥和骯髒交易。這與其說是光鮮奪目的自由奮鬥的「人上人」的生活，不如說更是甄嬛式的「超級黑」的後宮世界。最終，喬莉「審時度勢」地愛上了國企離婚大叔，一個新的權力格局中的成功者，在「屌絲無法奮鬥成功」的語境下選擇這種「無悔的愛」也就不奇怪了。
好聲音：逆襲的白日夢
如果說甄嬛的殺手鐧在於她被廢宮外之後依然可以絕地反擊重獲皇帝的寵幸，那麼這種「逆襲」的幸運並沒有降臨到陳凱歌新片《搜索》的女主角身上。媒體人陳若兮是一個與男朋友租住在蝸居、時刻盼望著能夠攢錢買房的女屌絲，影片相當直白地講述了陳若兮「逆襲」失敗的故事，最終不僅丟掉了工作，而且失去男朋友。顯然，陳若兮再沒有了杜拉拉、許三多的那份幸運。
不過，就在屌絲逆襲大戲紛紛上演之際，浙江衛視紅透大江南北的電視欄目《中國好聲音》演繹了現實版的逆襲之旅。《中國好聲音》再現了2005年《超級女聲》的「盛況」，從參賽學員、嘉賓導師到幕後製作、市場營銷，都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微博」話題。這檔節目的最大噱頭尋找無名歌者的「好聲音」確實有殺傷力，不僅僅讓觀眾大飽「耳」福，而且華麗的舞台、大牌嘉賓的給力表現、細緻入微的多機位拍攝以及選手感人至深的「個人」音樂情感故事，都讓炎炎夏日中的觀眾享受了一把「視覺冰淇淋」。
儘管這檔節目是少有的真正制播分離的成功案例，但其所傳遞的文化價值觀卻與之前熱播的電視欄目《中國達人秀》、《中國夢想秀》並沒有本質差別。
在《中國好聲音》「盲選」階段，除了一個又一個「好聲音」登場之外，最具有戲劇效果的就是嘉賓對選手的「爭奪戰」，這種成功者將留在聚光燈下、失敗者只能黯然離去的「競技場」非常恰當地言說著這個時代的生存規則。而在「淘汰賽」中，舞台被「適時」地布置成了「拳擊場」，選手「隨機」挑選對手，最揪心的瞬間就是導師含淚宣布誰將留下的時刻，因為遊戲規則是必須有一個贏家。可以說，這些進口節目所形塑的白日夢就是「夢想總會從天而降」、「奇蹟總會發生」，只是看似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其實卻是成為「既定遊戲規則」下的幸運兒。
從人民到人：重寫民族記憶
在屌絲「逆襲」或無法「逆襲」的焦慮之外，今年還有兩部講述中國現代歷史的史詩巨片，一部是第六代導演王全安的大製作《白鹿原》，一部是馮小剛醞釀20年之久的民國災難片《一九四二》，兩部電影都改編自1990年代初期的經典文學作品。這兩部電影在延續原小說解構「宏大歷史」的基礎上嘗試重塑新的民族/國家的記憶。
首先，兩部影片的敘述主體變成了鄉土中國。電影《白鹿原》是鄉紳白嘉軒及一望無垠的麥田，而《一九四二》同樣選擇了財主老東家及被土牆圍起來的河南農村作為中國的主體。與1980年代新啟蒙話語中把愚弱或充滿原始生命力作為鄉土空間不同（典型例子如電影《黃土地》、《紅高粱》），這兩部電影通過作為受難者/倖存者/父親的白嘉軒、老東家來重建一種連續的歷史敘述。白嘉軒面對一次又一次的外來者/入侵者，擁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和應對策略，深諳「從窮人變成財主」的老東家也明白「走下去，活下去」的人性道理，他們不再是封建、愚昧、專制的代表，而是中華民族文化延續的主體。
其次，這兩部電影尤其是《一九四二》重塑了「民族記憶」。如果考慮到近兩年的主流大片《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釵》，可以看出一種新的「民國」想像出現了，在這些故事裡有著相對固定的「角色」：受難的中國人、抵抗的國軍將士、訓練有素的日本士兵和作為見證人/拯救者的西方傳教士/記者。《一九四二》片頭借蔣介石的元旦講話把中國抗戰升級為二戰組成部分的「世界戰爭」，而蔣介石訪問緬甸也帶出中國與盟軍合作派出遠征軍赴緬作戰的事實，這與其說還原了歷史「真相」，不如說重塑了新的「國家記憶」。
（摘自《南風窗》2012-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