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是太陽花學運1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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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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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帶領學運的人衝進立法院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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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他們自己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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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都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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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開啟了台灣最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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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效應更如同「政治海嘯」般，嚴重衝擊並改變了台灣的政治板塊與政治氛圍。太陽花學運不是無源之水突如其來，從人際脈絡與思想淵源來看，它來自於從反大埔拆遷、反旺中等議題以來，一系列越來越政治化的學生運動，這些原本屬於「社會性」的議題，在不斷延燒之下，逐漸變成了針對特定政黨的「政治性」議題。從更寬廣的社會環境來觀察，2008年馬英九執政後，開啟了兩岸正式談判協商，民進黨則在重挫敗選後，經過短暫的低潮，開啟了以「反傾中」、「反親中」為號召的新「反對運動」。民進黨及其周邊團體的「反傾中」、「反親中」論述，是以「台獨意識」、「台灣人意識」、「反國民黨意識」為核心，卻包裝上「民主」、「人權」、「社會公義」外衣。面對反對勢力的進逼，國民黨、馬英九政府的兩岸論述向來是「經濟利益」掛帥，間或談台灣的生存發展空間，但冰冷的經濟數據和遙遠的國際議題，從不食人間煙火的政府官僚口中說出，總是無法打動人心，無法和情感與情緒對抗。經過了5、6年的激盪與醞釀，爆發太陽花學運的客觀形勢已經營造成熟，國民黨卻在「馬王政爭」後，陷入嚴重的實質分裂，府院國會之間無法通力合作。執政裂痕不但造成服貿協議遲遲無法過關，學運的火苗更立刻從政治縫隙向上延燒，最後成為波瀾壯闊的大型學潮與公民運動。我們可以反向思考，如果不是立法院主事者的縱容，以及馬王之間的政治計算與攻防，在通常情況下，學運學生在衝進立法院之後，應該會立即遭到驅離，完全不會存在占領議場以及外援源源不絕的景況，太陽花也就沒有綻放的機會。太陽花學運的影響是重大的，首先，不論其是正是負，但這確實是一場台灣年輕世代的總反叛，是「整個世代的反叛」。積極參與學運的成員，多是以20至40歲年齡層為主的年輕人，太陽花學運確實是他們的運動。他們當中，由少數人擔任領袖，進行實際上極為封閉的決策，絕大多數參與者無緣進入議場，卻依然成為積極的成員：抗議、出擊、宣傳、維安、清潔、醫護、學習等等都是他們參與的方式，成人世界對他們有很多批評，但無論如何，這是那個世代的激情，那個世代的共同記憶。也正是這樣的激情與記憶，台灣政局因而大大改變，更可能影響未來至少20年、30年的台灣政治，很多例子可以說明這一點。以柯文哲為例，他自己曾表示，在學運之前，民調支持度僅微幅領先；在學運之後，他與連勝文的差距明顯拉大，各家民調更顯示，柯文哲在年輕世代的支持度竟以3到5倍的幅度超越連勝文。眾所周知，去年九合一大選，國民黨之所以空前的慘輸，台北市長一戰凸顯國民黨在思想與體質上的老化，是關鍵因素之一。台北市長這個職務，動見觀瞻，舉足輕重，太陽花學運對台灣政治格局的衝擊，顯然將會持續發酵，柯P熱正說明了這一點。同樣重要的課題是兩岸關係，有媒體評論認為，在學運之後，服貿協議擱置、貨貿談判達成遙遙無期，馬習會更已破局，太陽花學運已中斷了馬英九的「中國議程」。然而，如果只是馬英九個人的中國議程，那還是小問題，真正大的問題在「台灣生存發展的議程」。在這方面，太陽花學運若說有正面價值，那就是再度提醒兩岸領導層：公平正義的議題極其重要，情感情緒的因素也需要更為重視，但即使如此，我們仍要追問：對台灣年輕世代來說，什麼是合理、妥適的兩岸議程？什麼是經濟利益、社會公義和主權尊嚴與主體意識的平衡點？這個大哉問，在太陽花學運1周年後，社會仍然沒有共識，很明顯地還會因為選舉熱季而更為撕裂，但這樣的撕裂終究不是台灣之福，我們究竟要何時才能冷靜、持平的深入探討？從這個角度而來的延伸思考是，在太陽花學運之後，學生領袖以及和他們有密切連結的公民團體與相關人士正摩拳擦掌準備投入選舉。乍看之下，太陽花學運的主導者曾經有「革命」的激情與決心，有「體制外抗爭」的思維與行動，更不缺革命性質的政策主張，但參與選舉就不是搞革命，無論再怎麼激情吶喊，參選就等同對現有體制的承認，基本邏輯就是「體制內改革」而非體制外抗爭，是爭取最多民眾選票，而非發掘最多革命同志。在這樣的前提下，太陽花學運主事者的參選或許有其積極意義，那就是必須更負責任地和其他黨派、尤其是不同立場的選民共謀合作、妥協，找出現實「台灣生存發展議程」的最可行方案，而非理想中的最美好方案。在太陽花學運1周年之際，我們有這樣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