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泰成:自覺運動 應獲歷史定位

     六○年代自覺運動為何吸引今時隸屬不同陣營的精英?曾任自覺會主席的蔣宗國於一九六五年《中央日報》上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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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商展會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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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車站前打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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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公園裡撿紙屑;我們在鬧區裡打轉。當這些工作告一段落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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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走向窮鄉僻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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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缺乏衛生設備的貧民區。」
     吳泰成對自覺運動至今不若其他學生運動受重視感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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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自覺運動四十周年紀念冊上為文:「四十年後驀然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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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我們竟是體制內改革的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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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運動者的前輩,群己新倫理的倡行者。」如今,他表示,「希望歷史給我們一個定位。不過,不論如何評斷,至少我們自己覺得那時是做了件好事,是起了正向作用的。」
     對馬英九總統建立台灣史觀頗具影響力的文化大學教授王曉波認為,「自覺運動是戰後台灣青年的反省運動,當時由『愛國』、『不自私自利』埋下的種子,在校園內發酵後,影響了其後『保釣的一代』。」王曉波表示,相較於之後的保釣、野百合學運,「保釣是『為國、利他』;野百合『為改變政治權力』;自覺運動則起因於未與任何政治力結合的大學生的『慚愧』。」
     相較於王曉波認為此運動對台灣民主化之推波助瀾,曾參與自覺運動的謝長廷說,「那是當時年輕人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但是,青年運動後來是中斷的,台灣民主運動基本上還是要上溯到雷震及殷海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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