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這個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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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典型的台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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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會有強烈反應。我們不能不提防他們來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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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動武。所以我們必須寫出一篇不同政見的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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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為了批評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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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讓中共知道台灣不是只有一種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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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灣還有很多不同政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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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能因為李登輝的個人政見而對台動武。我們寫這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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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要保護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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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民眾的安全。我們要在中共有反應之前，先寫出來。」余先生在電話中，如此明確的指示。他請黃肇松寫初稿，晚上10點，我們在編輯部會合一起改稿。為了怕一時無法改好，他要我寫一篇有關社會福利的社論作為備份，萬一無法完成，可以應急。從10時許開始，他一字一句的改。改了再念，念了再改，幾乎是完全重寫，可怎麼看他都不滿意。他的顧慮有好幾個層次：李登輝、老國民黨、本土國民黨、民進黨、中共、美國等等，一層又一層，一旦顧慮到這麼多，文章就非常難寫了。從10點一直改到12點半，編輯部已經截稿，備份的社論也排好版，他仍兀自坐在編輯部那大大的辦公桌前，低頭慢慢念稿，一字一字的斟酌。時間一點一滴過去。1點，1點半，編輯部的工作早已結束，打字排版的工人早該上機器印刷了，只等這一篇社論。他仍不動如山，一個字一個句子的改動。他是如此專注，沒人敢去驚動他。編輯部的人急了，叫我去提醒他，截稿時間己到，拜託，報紙明天要出報，一早就有發報工人在全國各地等候，不能沒報紙發送。可我也不想去說。因為他是一個比我們更老資格的報人，每天晚上都得聽著機器開印才能睡著的報館老板，難道他會不知道整個流程嗎？時間流逝。2點半，3點，3點半，4點…，此時有些編輯已經先下班，主要幹部坐在辦公室前等候，所有人的眼睛凝視著余先生低頭思考、沉吟讀稿，早已放棄準時出報的想法。4點半，編輯部行政組有人建議去買豆漿早餐。而余先生還在看最後一次修改後送上來的大樣。5時許，他改了最後幾個字，望著把稿子拿走的編輯背影，說：「就這樣吧，我們能做的，就是這樣了。」改完稿子，他終於起身離開，雖然疲倦得身體微微搖晃，但高大的背影，筆挺的腰桿，89歲的高齡，竟能徹夜堅持，甚至報社發行系統開了天窗都一無所懼。我靜靜看著大理街上開始發亮的天光，看見一種堅持，一種魄力，一種勇敢，一種承擔。那一天，《中國時報》的派報系統全亂了，許多人無法買到報紙，但台北的文化圈已經傳開來，那一篇社論是余先生的手筆，代表著他的立場與原則。而大陸那邊，也聽見了。但有誰了解那背後的苦心呢？當初的社論對大陸與世局到底有多少作用，是否因此能改變中共的政策，影響美國的態度，當然沒有確切證據。但我特別寫出這一則往事，實是因為在當今世道之下，再也看不到有人願意以大視野、大承擔來思考，把國家前途、人民安全、社會福祉，當是最重要的事，願意徹夜的、即使犧牲報紙發行，都不惜一決的堅定來處理。現在的世道，從兩岸、外交到食安，彷彿許多事，都只有一種應付了事的心態，不再有人想長遠的未來了。在這樣苟且的亂世中，讓人更懷念余先生。（作者為作家），